一审：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2****号

二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民终5***号

再审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申1***号

指令再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1）粤民再*号

       中国某有限公司为全球知名企业，就本案事实曾于2014年控告被告人孙某等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孙某等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事判决生效后，中国某有限公司以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为依据提起侵害商标权纠纷的民事诉讼案【（2016）粤0106民初2****号】，诉请金额共10376516.29元。本案一审民事判决认定被告孙某等构成商标侵权，顶格赔偿损失300万元（适用当时《商标法（2013年修正）》）、合理开支18万元。二审期间【（2019）粤73民终5***号】，中国某有限公司要求维持一审赔偿损失300万以外，合理开支变更为618580.29 元。再审审理期间【（2021）粤民再*号】，中国某有限公司要求维持一审赔偿损失300万以外，合理开支变更为965205.29元。

       我所于二审阶段接受该民事案件被告的委托，并指派朱城律师、韦锶蕴律师介入本案诉讼，最终扭转局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中国某有限公司的起诉；后历经中国某有限公司再审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最终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再审裁定，仍维持驳回其起诉之结果。

 本案属于跨境的刑民交叉的复合型案件，系境外权利人在中国境内通过刑事控告后，另行再提起商标侵权的民事诉讼，自2014 年事发至2023年民事诉讼案件审结，跨度时间长、涉及证据庞大。

       在先刑后民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一般直接采纳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出判决，以惯性思维认为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高标准足以证明民事案件拟证明的事实，从而得出不利的判决。

       特别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同时也是前生效刑事判决的审理法院。本案一审法官在原告中国某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证据的基础上，另行调阅刑事案件的所有案卷作为本案民事案件的证据。

       刑事判决认定的侵权事实属于免证事实，承担侵权责任似乎板上钉钉。故一审法院适用当时的商标法顶格判赔300万元，属于意料之内的情理之中。

 因此，若按照固有思维应对，本案二审将徒劳无功。

朱城律师、韦锶蕴律师组织团队全面查阅案件材料，经过反复研讨、深入的法律研究和证据搜集，确定本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中国某有限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原告。

       二审期间经深入研究发现，中国某有限公司虽然在刑事案件中获得商标权注册人的授权提起控告，但并不属于商标的权利人，其所提交的授权材料及确认函也无法得出其曾取得商标许可使用的事实。

       再审期间通过案件进一步调查，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阅档案、调取该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的相关文件，继续深挖中国某公司成立的创设细节。明确向再审法院梳理、分析“此某公司，非彼某公司”。发现所谓取得商标授权的“中国某有限公司”已更名，中国某有限公司是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才新成立的公司，也就是同样的企业名称，但是实际上并非同一个主体。最终法院全部采纳该证据事实，认定中国某公司不享有案涉商标权利，且对成立之前发生的侵权行为无权主张权利。

最终，二审及再审法院均采纳承办律师的所有代理观点，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中国某公司的起诉，实现了的全面逆转。中国某公司再审申请主张的3965205.29元赔偿要求，本案自2014 年事发至2023年民事诉讼案件审结，经过代理人专业的法律分析和巧妙思路，最终使客户免于支付任何款项。

     本案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具有开拓性：突破既定固有思维，同样的案件当事人、已被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当然等同于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作为全球品牌价值较高的商标，中国某公司通过刑事报案和判决认定相关事实，后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按当时商标法顶额判赔300万的情况下，本案判决打破了以往“先刑后民”案件中败诉的常规预期。代理人绕过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侵权事实，通过深究境外商标权利人对境内主体商标授权许可的事实，历经二审、再审申请、再审，将一审败诉判决扭转，最终判决中国某公司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为本案一审适格原告。从主体适格方向进行突破，以新颖的思路破解固有的思维难题，为类似案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